崇祯三年五月中旬，良乡正北十里，十里坡。
此地扼守京良官道咽喉，两侧高岭连绵对峙，中间一道谷道蜿蜒南伸，直抵良乡北门。
山势收拢处隘口狭隘，林木深覆坡峦，荒草没径，最是隐掩行迹。
自北向南直趋良乡城，此谷便是官道近途，舍此便要多绕行数十里荒路，乃是天然设伏绝地。
自移营房山牧集群、整军蓄马、收编部曲之后，费书瑜便早已相中此地。
趁着连日闲暇，暗调左右骁骑营、四部步卒、火器营尽数隐匿于两山密林之间。
甲胄外罩麻布敛光避影，战马口衔木枚、蹄裹厚布，禁嘶鸣、禁踏声；
炊灶掘地深埋，烟火暗引沟壑宣泄。
全军偃旗息鼓，不露半分人马动静，满山只剩风声树影，静得落针可闻。
费书瑜身披铁扎甲，独立后山望岗高处，目光沉沉望向北方官道尽头，胸中筹谋早已排布周全。
他素知刘尚臣本心。
此人本是齐地千户出身，麾下将卒多为齐、豫两地内地卫所兵，与三边西军本就不是一路。
良乡哗变，刘尚臣并非首倡逆谋，只是被大营乱象裹挟入局，心下常怀观望，一心伺机招安复官，首鼠两端，全无死战逆命之志。
费书瑜按世间平乱常理推演：京营奉旨南下，首要必然是进驻良乡、接管城防、招抚逼降乱卒。
既欲兵临城下，必循京良官道直下，十里坡隘谷便是无可绕避的必经之路。
只要京营大队尽数踏入谷道，两山伏兵齐出，火器重炮居高俯击，步骑两头截杀，便可一战摧垮京营锐气，缴获大批甲胄、战马与辎重粮草。
待到兵威大振，便可携大胜之势直逼紫荆关，借关防守卒胆寒之机，全军携马骡辎重从容破关西归，重返延绥故土。
筹算至此，丝丝入扣，地利、人心、行军常理尽在掌握。
费书瑜静立山岗，只待北方官道烟尘四起，引军入瓮。
与此同时，京师六日整军时限已至。
襄城伯李守錡佩平乱将军印，会同协理戎政李凤翔，统领京营精选战兵六千、各级将领家丁一千；运兵一千，民夫五千，合计一万四千之众，对外扬称五万大军，浩荡出京，沿卢沟桥、长辛店一线向南进发。
此番南下方略，早在平台廷议之时便已铁板钉钉。
彼时己巳之变未远，后金仍盘踞遵永四城，九边精锐尽数屯驻北疆拒敌，京畿腹地本就兵力空虚。
朝廷最忌惮仓促开战、激变三边溃军，一旦京营与西军死拼内讧，极易牵动整个九边军心，酿成东西两线同时糜烂的危局。
是以圣意与阁臣共识极为明确：不急于入良乡、不急于逼降、不孤军抵近城下。只以重兵扼守外围要道，围而不攻、断途困守，静待乱军内生嫌隙、自行离散瓦解。
无需急着进城接管，无需直面乱兵锋芒，只需锁死通路、稳住大局，便是最稳妥的维稳上策。
李守錡身为世袭勋臣、总督京营戎政，深谙其中利害。
他本就无心沙场冒功，只求循旨行事、稳住畿辅根本，绝不担激变丧师的重罪，以保全自身爵位与家族前程。
既然廷议定下远驻控道、不逼城、不浪战的基调，他从一开始便打定主意，绝不主动贴近良乡城北，更不会循着官道直趋十里坡、贸然逼近县城之下。
行军一路，他刻意避开良乡正北官道近途，径直偏西行军，直奔良乡正北二十五里的南岗洼。
此处本就是京西南传统驻兵要地，平地高岗，地势高燥开阔，无深山密林遮蔽，视野辽远，足以安扎万人连营；
西傍河泽，水源充足，背靠长辛店、卢沟桥一线，京师粮道补给畅通，进退皆有依托。
且南岗洼西连长辛店官道，东扼良乡通京大道，正是廷议提前圈定、用以远驻控局的绝佳选址。
选址于此，用意再明不过：
距良乡二十五里，不近不迫，既不把乱军逼到绝境、铤而走险拼死反扑，又牢牢扼住京良官道中枢，锁死乱军北窜袭扰京畿的通路。
只需坐镇外围、控守要道，不必逼近十里坡，不必踏入险隘，更不必进驻良乡城，便能圆满完成朝廷交付的稳守分化之任。
安营号令一下，京营士卒依规动工，却也难掩疲沓敷衍之态：
外环深挖壕沟，取土夯筑壁垒，沟间遍插拒马、散置蒺藜；
随军战车首尾相连围成车城，火器按营布列，严守四面营门。
崇祯三年京营本就军备废弛、士卒久疏战阵，能依令扎营守垒已是勉强，全无精锐野战的锐气。
李守錡居中立帅帐，以七千主力驻守南岗洼主营，另分一千五百马兵前出长辛店设为前哨，烽火相望，晨昏传筹。
全军只守隘控路、断绝乡间粮运、宣谕招降檄文，自始至终没有北上十里坡、南下良乡城的进军规划，只以重兵远驻外围，冷眼坐观各方局势演变。
营垒既定，旌旗林立，壁垒森严。
李守錡立在高岗帅帐之外，望着规整连营，心中坦然。
依廷议远驻控道，不逼近、不开战、不冒险，只需静守时日，便可坐待良乡乱军自溃，上不负君恩，下保全身家爵位，已是万全之策。
十里坡山林之间，伏兵已蛰伏多时，草木寂寂，隐迹藏形，只待官道大军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