酉时三刻，宛城完全沉入夜色。
驿馆上房的窗户透出昏黄的光，那是青铜雁鱼灯内鱼膏燃烧的稳定光焰。崔钧独自坐在案前，白日所见所闻如潮水般在脑海中翻涌——永平里坊市的喧嚷与秩序，北门城墙的坚实与新夯，老丈讲述叶县西乡劫难时浑浊眼中的泪光，方城山府学孩童们清亮的读书声，蔡邕书斋里那盏清茶的苦涩回甘。
他面前摊开着数卷空白的素帛，墨已研好，笔悬于架上，却迟迟未能落下。
该如何写这份奏疏？
若按离京前袁隗的暗示，甚至父亲崔烈那意味深长的叮嘱，他此刻应落笔弹劾。弹劾孙宇逾制扩军——那一万两千郡兵中，多出的四千人从何而来？弹劾他结交豪族、借贷度日——那账册上清晰列明的巨额钱粮借贷，是否构成利益勾连？弹劾他包庇反贼、混淆视听——那张震的身份，那些麓山屯田的流民，当真清白无垢？
这些罪名，每一条都足以让一个二千石太守丢官去职，甚至下狱论罪。袁家需要的，或许正是这样一份奏疏，作为扳倒天子这枚“暗子”的利器。
可是……
崔钧闭上眼。白日里那个在灶台后烧火的叶县少年腼腆又带着希冀的面容浮现出来。那少年说，他在府学识字，还会算账了。老丈抹泪时，嘴角却是上扬的。还有城墙下那些巡逻郡兵挺直的背脊，市掾吏调解纠纷时的公允迅速，工坊里叮当作响的打铁声里透出的生机。
这些都是真实的，甚至比账册上那些冰冷的数字更真实。
孙宇说得对，朝廷要的是安定，是税赋，是地方不再生乱。南阳正在从废墟中站起来，这个过程或许用了些非常手段，或许触动了一些规则，但方向没错，结果也在向好。他若一纸弹劾递上，雒阳那些深居简出的诸公会如何看待？天子又会如何决断？是否会为了清除袁家的眼中钉，而将这个刚刚恢复些许元气的边郡再次推入动荡？
更让崔钧心悸的是落雁谷那场刺杀。赵空最后那句话如钉子般楔入心底：“至于这余孽为何偏偏选在你入南阳时动手，又为何能准确掌握你的行踪……”王境临死前眼中那复杂难言的光芒，不仅仅是仇恨，似乎还有某种被利用后的醒悟与悲哀。是谁将他的行程泄露给了太平道余孽？是谁最希望“朝廷使者死于南阳境内”？
一个个疑问交织成网。崔钧感到自己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手中的笔重若千钧。一边是家族的压力、举荐者的期待、清流“刚直不阿”的名声；另一边，是自己亲眼所见的民生艰难与复苏希望，是一个年轻太守在规则缝隙中勉力维持的平衡，更是可能隐藏在幕后、试图搅动风云的黑手。
“呼……”他长长吐出一口气，睁开眼，目光落在摇曳的灯焰上。
不能急。他告诉自己。袁家将他推到台前，是想借他这把“清流”的刀。但刀握在谁手里，砍向何处，终究要看执刀人的判断。他崔州平不是任何人的傀儡。
他最终提起笔，却未在奏疏素帛上落墨，而是另取了一卷私人用的竹简。他以工整的隶书开始记录，不带褒贬，只是客观陈述：
“臣钧奉诏察南阳。见宛城城墙新葺，戍守严整；市坊复立，商旅渐通。郡府账册明晰，然府库空虚，负债累累，多仰豪族借贷、捐赠以维持。郡兵员额逾万，超旧制，然巡防有序，街巷靖安。方城山有府学，蔡邕主之，收阵亡遗孤、流民子弟，授以经义、算学。麓山有屯田，引流民垦荒，今岁得粟两万石，纳赋六百……”
他写得很慢，力求每一句都有所见所闻为凭。写到屯田时，他笔锋顿了顿，终是加了一句：“屯首张震，冀州流民，农事娴熟，御下有方。然其部众来源驳杂，有待详查。”
这不是结论，只是呈报事实。他将今日所见所闻择要记录，包括与蔡邕的对话、老丈的感慨、乃至黄忠、曹寅不经意间透露的信息。写完时，夜已深了。他放下笔，揉了揉酸涩的手腕。这只是一份草稿，回雒阳前还需反复斟酌、补充。
窗外传来隐约的打更声，三更天了。崔钧吹熄了主灯，只留一盏小灯，和衣躺在榻上，却毫无睡意。驿馆的夜晚格外寂静，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更显得这秋夜漫长。
方城山，南州府学。
蔡邕的书斋里，油灯同样亮着。蔡邕并未安寝，他坐在案前，手中拿着一卷《诗经》，目光却落在窗外沉沉的夜色里。白日崔钧的到访，虽只是短暂停留，但那年轻议郎眼中深藏的疑虑与挣扎，并未逃过这位历经沧桑的大儒的眼睛。
轻叩门扉的声音响起，很轻，但沉稳。
“进来。”蔡邕道。
门被推开，进来的是赵空。他依旧是一身青衣，赤足踏着木屐，行走无声。见到蔡邕，他微微躬身：“深夜叨扰先生，空之过也。”
“无妨。”蔡邕放下书卷，指了指对面的席垫，“坐。是为崔议郎之事？”
赵空撩衣坐下，姿态放松，但眼神清亮：“白日先生见过他了。观感如何？”
蔡邕沉吟片刻，缓缓道：“此子心性尚正，非一味逢迎权贵之辈。然其身处漩涡，父命难违，上意难测，自身清誉亦为重负。今日观其神色，于南阳所见，震撼有之，疑虑有之，挣扎亦有之。”他顿了顿，“孙府君欲借其眼、其口，向雒阳传递南阳实情，此计甚妙。然此子最终落笔如何，仍存变数。”
赵空点头：“大哥亦作此想。故让某来，想听听先生之见。先生乃天下文宗，清流所仰，或可知此类士子心绪。”
蔡邕捋了捋长须，目光悠远：“清流士子，所求者无非‘直道’与‘事功’两全。直道者，坚守礼法规制，抨击时弊；事功者，务实安民，泽被苍生。然当今世道，二者往往难以兼顾。崔钧所见南阳，孙府君所为，多有‘事功’，然于‘直道’而言，恐有逾越之处。此为其内心矛盾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