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与世界各地作家的交流中。
得益于他流利自如的英文和远超同龄人的知识储备，他很快便在这些国际作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一次文学沙龙上，他与来自墨西哥的大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相谈甚欢。
富恩特斯惊叹于这个年轻的中国作家对“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深刻理解，而陆泽则从“魔幻现实主义”中，找到了与中国“寻根文学”在文化身份认同上的共通之处。
“所有的魔幻，根源都在于那片土地本身不可思议的现实。”富恩特斯总结道。
“我们也是一样，”陆泽回应，“我们是在为我们民族的古老记忆，寻找现代的寓言。”
他又在一次小型诗会上，认识了来自南斯拉夫的诗人杜尚?拉多维奇。
这位擅长用儿童文学隐喻社会现实的东欧作家，正在研究“战争记忆与创伤叙事”。
当陆泽向他请教，如何书写一个几乎被遗忘的群体在一场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时，拉多维奇的眼睛亮了。
“那你要做的，就不是重现历史，而是打捞记忆。”拉多维奇说。
“从那些最微不足道的个人物品，最不起眼的只言片语里，去打捞那些被宏大叙事所淹没的，活生生的人的灵魂。”
这些高质量的交流，如同一块块磨刀石，让陆泽对自己下一部小说的构思，愈发清晰和锋利。
当然，此行最大的收获，还是来自于聂华苓夫妇的帮助。
当陆泽提出，想查找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的中国劳工的资料时，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题材，保罗，你觉得呢？”聂华苓转向自己的丈夫。
保罗?安格尔，这位爱荷华大学的教授，扶了扶眼镜，立刻说道：“当然！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在特藏部就保存着一些相关的档案。
我记得有当年基督教青年会在华工营地的活动记录，还有一些传教士的信件和日记。我明天就可以带你去和图书馆的负责人沟通。”
第二天，在保罗?安格尔的亲自引荐下，陆泽顺利地进入了爱荷华大学图书馆的特藏部。
当管理员戴着白手套，将一卷卷标注着“ese Labour Corps”的微缩胶卷，和一沓沓泛黄的、散发着旧纸气味的文件放到他面前时，陆泽感觉自己的呼吸都有些迟滞了。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份名为《华工周报》的影印件，那上面印着一行行他既熟悉又陌生的汉字。
一份份YMCA基督教青年会的报告，记录着华工们学习识字、参加娱乐活动的情景。
一封封家书的译稿，倾诉着对万里之外亲人的思念。
这些不再是冰冷的历史名词，而是一个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生命。
接下来的近一个月，陆泽几乎成了一个幽灵。
他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像一块贪婪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所有与一战华工相关的资料。
他白天查阅档案，晚上则回到公寓，就着台灯，将那些零碎的史料、动人的细节，分门别类地整理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夜深人静，室友早已进入梦乡。陆泽的桌前却灯火通明，稿纸上，一个个名字，一个个故事，一段段对话，开始从历史的尘埃中浮现。
一个关于牺牲、尊严与归属的故事，其模糊的轮廓，终于在他笔下，渐渐变得清晰、坚实。
从开始创作起，日子对陆泽来说就变得简单又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