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李斯特想法的前半部分，查理并不认同，即农业不需要保护，不必限制农产品进口，否则不能从外国取得廉价的粮食和原料，这将不利于本国工业的发展。
工业是一定要发展的，但绝对不能建立在过多的牺牲农业之上。
国家必须首先能够保证自己本国国内的粮食基本自给，民以食为天，粮食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命脉绝对不能够被其他国家卡住脖子。
毕竟，如果一旦发生战争或者是两国交恶，人家说不卖给你粮食就不卖给你粮食了，那你怎么办？
奥地利目前倒是不担心这个，作为欧洲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农业大国，守着潘诺尼亚大平原这座天然宝库的奥地利，每年的粮食自给率能够达到200％。
在实现本国国内粮食的自给之后，奥地利还能盈余不少粮食，出口国外，为本国赚取外汇。
而在18世纪下半叶，特别是从约1750年代开始，德意志大部分地区经历了显著且持续的食品价格上涨周期。
黑麦作为当时德意志尤其是中下层民众的主要热量来源，其价格上涨趋势更具有代表性。普鲁士勃兰登堡黑麦的年度平均价格指数（以1740年代为基准100）从1750年-1754年的约120，攀升至1780年-1784年的190左右。
小麦的价格轨迹与黑麦高度一致，尽管其绝对价格更高（通常为黑麦的1.2-1.3倍），被视为更优质的谷物。1770年-1779年莱比锡市场小麦年均价格为每公石（约55升）1.8-2.0塔勒。
人口快速增长是推高食品需求的核心因素之一，城市化也在缓慢加速，增加了非农业人口对商品粮的需求。这种人口压力直接转化为对黑麦、小麦等基本粮食的刚性需求增长，在土地开垦和技术进步无法完全匹配的情况下，必然拉高价格。
18世纪下半叶也是欧洲贸易日益整合的时期，德意志地区也卷入了不断扩大的跨区域谷物市场。波罗的海沿岸城市（如但泽)是重要的粮食出口枢纽，将德意志东部和东欧平原的谷物大量输往西欧，特别是人口稠密、工业化更早的荷兰和英国，以及法国部分地区。在丰年，单从但泽港出口的小麦，在1760年-1770年代平均每年高达约10万拉斯特（约21.97万吨），黑麦和其他谷物出口量更大。
这种出口需求为德意志的谷物设定了“国际价格底线”，并成为推动本地价格上涨的重要动力。当西欧需求旺盛或本地歉收时，其对德意志谷物的进口需求激增，通过商业网络迅速传导至德意志东部农业区，抬升当地收购价格和内陆市场的供应价格。
与显著的价格上涨趋势相伴的，是18世纪被经济史学家称为“大稳健”的现象。在整个18世纪（尤其是1750年以后），粮食价格的年度波动幅度、季节性涨跌落差以及地区间的价格离散程度显著低于之前的16、17世纪。勃兰登堡地区黑麦价格在17世纪的年度间波动常超过±50%，而18世纪下半叶大部分年份的波动被压制在±25%以内（战争年份除外）。
这种稳定性主要归因于交通运输条件的有限改善（内陆水道与道路）、市场信息传递效率的提高、国家在饥荒时期尝试的平准机制（如粮仓）、以及跨区域市场整合的增强。这种降低了的波动性，意味着“名义价格”的变化趋势对农业生产者而言，其信号意义变得更加清晰可靠。价格信号“噪音”的减少，使得生产者可以更多地依据持续上涨的名义价格趋势进行投资决策。
面对食品价格的长期上涨预期，德意志农业生产者最直接的供给反应是对未利用或低利用土地进行大规模垦殖。从1740年开始，仅勃兰登堡一地，通过排水、砍伐森林和清理灌木开垦的土地就达到约18万摩根，相当于增加了4.59万公顷耕地。
奥地利从进入十八世纪之后，就一直在兴修水利，拓宽多瑙河的支流，修建运河，所用花费大部分都由皇室出资。
在波美拉尼亚，腓特烈二世于1747年启动的奥得河治水工程，包括在下游开凿总长55公里的“腓特烈渠“以取代原有弯曲河道，使通航距离缩短40%；河床被统一疏浚至4.8米深度，并沿河岸修建118公里石质堤坝与234公里土堤，配套设置32座泄洪闸。在瓦尔塔河三角洲区域，引进86台荷兰式风车进行排水，每日排水量达25万立方米。
工程总耗资最终达58815万塔勒，其中78%由王室财政直接拨付，远超最初230万塔勒预算。在1750至1770年建设高峰期，每年平均投入15万塔勒，占财政支出的3%至5%，该工程共新增耕地34500公顷。开垦大规模沼泽、荒地和改造森林依赖于大型水利工程和公共资金投入，这远超普通农民或庄园主的财力与技术能力，因此邦国政府成为重要的推动者与资助方。
除了前述的普鲁士奥得河工程外，巴伐利亚选侯国在卡尔·特奥多尔选侯主导下，于1770年开始对多瑙河支流实施综合治理。1772年设立的“沼泽排干委员会”对伊萨尔河流域进行重点整治，在慕尼黑至兰茨胡特河段裁直17处弯曲河道，新建42公里护岸堤；针对埃尔丁沼泽实施分层排水技术，开挖46公里主排水渠及210公里支渠网络。该工程开发耕地8860公顷，吸引1242户移民定居。同期进行的因河下游工程在布劳瑙至帕绍河段建造3座泄洪堰，其中施塔姆哈姆堰长度达187米；改造22处洪泛区后新增5400公顷草场。工程总耗资89.7万古尔登，王室资金占比63%。
汉诺威选侯国在英国国王兼汉诺威选帝侯乔治三世资助下推进吕讷堡荒原开发。于1764年实施大规模土壤改良，在盖斯特地区每公顷掺入300马车黏土以改良沙质土壤；配套修建39公里“国王渠”主排水道及147公里支渠网络。该工程赋予垦殖者20年免税权。威悉河治理工程始于1771年，在明登至不来梅航段清除21处河道礁石，建造4座船闸。工程总耗资43万塔勒，其中80%来源于英国王室年金，整个荒原改造工程共开垦土地11800公顷。
巴登边区的马克伯爵卡尔·弗里德里希自1765至1778年间主持莱茵河上游改造工程。在凯尔至菲利普斯堡河段修筑高度为4.2米的防洪堤43公里，并开凿14.7公里长的阿尔伯分流渠，渠面宽度统一为48米。工程新增耕地3700公顷，工程总耗资28.4万古尔登全部由伯爵领地财政承担。
同时，耕作制度革新虽缓慢但还是有进展的，三圃制在部分地区开始被轮作制或改良轮作替代。这种制度允许农民在休耕地上种植“绿肥”，特别是豆科植物苜蓿和红豆草，种植苜蓿后的冬小麦每公顷产量从改良前的1035公斤提升至1275公斤，这种增产主要源于豆科植物根系固氮作用带来的土壤养分积累。
尽管德意志在18世纪下半叶也兴起了农业改良思想和农会组织，如1763年成立的普鲁士皇家农业协会、1769年建立的莱比锡经济学会、以及巴登、巴伐利亚等地类似社团，但其影响力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官员和大型庄园主，对广大小农生产实践的渗透极为有限。
因此，这一时期的供给响应主要还是依靠扩大耕地外延（开垦）和优化内部使用（牧场转耕、休耕地利用）来实现，而非以科学技术驱动的土地生产力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