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0章 流寇战术，江南天变
杭州府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街巷间仍残留著战火的痕跡。
断壁残垣旁堆积著碎石，墙角的血跡已乾涸发黑，偶尔能见到散落的兵器与破损的旗帜。
但平乱的號角早已吹响，在李铁头伏诛后的数日里，邓邵煜率领明军与地方官吏一道，有条不紊地推进戡乱事宜，让这座饱经战火的江南名城，渐渐从动盪中復甦。
王好贤、李铁头掀起的偽顺之乱，虽已土崩瓦解，但残余的叛乱分子仍未肃清。
一部分核心党羽此前已逃遁至绍兴府，依附太子王明璋，负隅顽抗。
更多散兵游勇则化整为零，或藏匿於杭州府下辖的州县乡野，或盘踞在山林水寨，伺机作乱。
因此，明军並未鬆懈，分兵多路展开清剿，挨村挨户排查，遇有顽抗者当即剿灭，对弃械投降者则登记造册，统一处置。
这场清剿虽耗时费力，却彻底拔除了偽顺的残余势力，让杭州府的秩序得以稳固。
戡乱的核心，首在安抚民心。
邓邵煜第一道军令便是打开杭州府库与偽顺囤积的粮仓，將粮食、布匹、药材等物资分发给受灾百姓。
官吏们带著士兵走街串巷，挨家挨户登记伤亡与损失，对失去家园的流民，划拨城郊空地搭建临时棚屋，发放种子与农具。
对受伤的百姓，设立临时医馆，由隨军郎中诊治。
“官军进城，不扰百姓”的口號传遍街巷，明军严守军纪，秋毫无犯，渐渐抚平了百姓心中的创伤，街头巷尾的烟火气也日渐浓郁。
对於被俘的偽顺叛军，处置之法早已擬定。
青壮俘虏被编成若干劳役队，身著统一的灰色號服，在官兵监督下投入重建工作。
修缮被战火损毁的城墙、官署、粮仓。
清理街巷中的碎石与尸体。
疏浚淤塞的河道，为后续的农业生產做准备。
同时，还需开垦城郊的荒田，兴修水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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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青壮虽曾为贼，但在严苛的军纪与充足的口粮保障下，皆不敢懈怠，每日劳作不止，成为杭州府恢復元气的重要力量。
而被俘的一万名老弱叛军，则另有安排。
隨著朝廷筹备台湾府的事宜提上日程，移民实边成为当务之急。
虽暂不急於大规模开发台湾，但將这些老弱俘虏迁往台湾，却是代价最小的移民之策。
天津水师的海沧船与福船轮番往返，將老弱俘虏分批运送至台湾岛。
每艘船上都配备了医官与粮食，抵达台湾后，官吏们將其安置在预先划定的区域，分配土地与农具，教授耕作之法。
之所以选择老弱而非青壮，实则是朝廷的深思熟虑。
如今大明在台湾的驻军与官吏数量有限，控制力尚浅，青壮俘虏身强力壮，若心怀异心，极易逃亡或作乱。
而老弱群体行动不便，更易被控制，也能为台湾的开发奠定初步的人口基础土地与產业的整顿，是此次戡乱的重中之重。
救灾司与清田司的官吏紧隨明军入城，迅速展开土地清丈工作。
他们带著图册与量具，逐村逐户核实田亩数量与归属，將偽顺叛军侵占的民田、逃亡士绅遗留的无主之地，以及偽顺政权没收的官田，统一登记造册。
最终，清丈出的土地一半分给无地、少地的百姓，颁发地契，保障其耕种权益。
另一半则收归少府，充作官田，由官府招募佃户耕种，收取租税，充实国库。
盐田作为江南的重要財源，也被救灾司彻底接管。
此前依附偽顺的盐商或逃或被抄家，官府重新组建盐场管理机构，招募盐工，恢復盐的生產与运输，盐税收入直接归入少府，成为朝廷的稳定財源。
除此之外，杭州府境內的布业、丝织业、瓷器作坊等商业產业，凡此前依附偽顺、或由叛乱分子经营的，皆被朝廷收回国有，由官府统一管理经营。
这些產业本就是江南的支柱產业，恢復生產后，不仅能保障民生所需，更能为朝廷带来巨额税收。
並且。
此番打下杭州府，朝廷可谓是满载而归。
府库中不仅缴获了偽顺囤积的数百万两白银、数十万石粮食，更通过土地清丈与產业国有化，掌控了江南最富庶的一片財源，国库瞬间充盈起来。
而那些曾经盘踞杭州府的江南士绅，此刻早已没了往日的风光。
一部分有远见者，早在偽顺大势已去时便收拾细软，逃遁至绍兴府或其他未遭战火之地。
另一部分顽固依附偽顺、助紂为虐的士绅，则成了朝廷清算的对象。
家產被抄没，土地被收回，男丁流放边疆，女眷入官为奴。
没有了士绅势力的阻挠，官府的各项整顿措施推行得异常顺畅，几乎未遇到任何抵抗。
江南的士绅阶层，向来是地方的“土皇帝”。
杭州府的士绅自不必说，南直隶、浙江一带的世家大族，更是世代盘踞一方，掌控著土地、商业与文脉，连官府都要让其三分。
如今朝廷清丈土地、收回盐田与工商產业，抄没从贼士绅家產，甚至將无主之地半数收归官田。
这般“剥夺”，怎能不让他们心生怨懟？
私下里，不少士绅聚在密室之中，面色铁青地抱怨。
“陛下此举，简直是刮地三尺！”
一位白髮老绅重重拍案。
“我家世代经营的丝织作坊，竟被官府强行收归国有，只给了些许微薄补偿，这与抢夺何异？”
另一位中年士绅附和道：“清丈土地更是严苛，连祖辈传下的祭田都要核查，稍有隱瞒便按从贼附逆”论处，这日子没法过了！”
怨气虽深，不满虽烈，却没有一人敢公开反抗。
他们心中清楚，如今的大明，早已不是那个皇权止於县治、士绅可与官府分庭抗礼的时代了。
朝堂之上，官员联合復社眾人，曾试图以“祖制”“民生”为由，弹劾朝廷“苛待士绅、动摇国本”，结果天启帝下旨，以“勾结逆党、意图谋反”的罪名將其梟首示眾，復社骨干或斩或流放，朝堂之上再无人敢为士绅发声。
这血淋淋的教训，让所有士绅都明白，与皇权硬碰硬，无异於以卵击石。
地方上，那些依附偽顺、试图以武力反抗朝廷的土绅，早已在明军的围剿中家破人亡。
他们曾寄望於偽顺能制衡皇权，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可李铁头的覆灭，彻底击碎了这份幻想。
无论是朝堂抗议，还是武装反抗，所有能想到的手段都已用尽，却换来“轻则抄家、重则砍头”的结局。
面对皇帝的大军压境与雷霆手段，士绅们纵有千般不满，也只能硬生生吞进肚子里，表面上唯唯诺诺，不敢有半分表露。
对於朱由校而言，士绅的態度从来不是他关注的核心。
“能用则用，不能用则弃”，这是他的执政铁律。
他深知，大明的根基从来不是那些盘剥百姓、囤积財富的土绅，而是遍布天下的黎民百姓。
只要稳住百姓的基本盘，让他们有田种、有饭吃、有衣穿，天下便乱不了。
放在以前，大明朝的皇帝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皇权不下县”的千年积弊，让朝廷的政令只能停留在县衙，乡野之间全靠士绅、宗族自行治理，皇帝对基层的掌控力薄弱至极。
但如今，朱由校设立的救灾司、清田司，彻底打破了这一僵局。
救灾司的官吏不再局限於县城，而是深入乡、村，设立常驻机构，直接对接百姓。
他们不仅负责賑灾、分田、兴修水利，更承担著传递皇命、登记人口、调解纠纷的职责，成为皇权延伸至基层的“毛细血管”。
更关键的是，救灾司的基层武官，大多由九边退伍的老兵担任。
这些老兵军纪严明、战力强悍，又熟悉官府运作，再辅以本地招募的民兵，组成了遍布乡野的基层武装。
士绅们以往赖以掌控基层的宗族势力、乡约制度，在救灾司与基层武装面前，彻底失去了作用。
他们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隱匿田亩、操控赋税、煽动百姓，甚至连私下串联都难以做到。
救灾司的官吏与士兵遍布各村，任何风吹草动都能第一时间上报，稍有异动便会被迅速镇压。
如今的江南，士绅虽仍坐拥部分財富与声望，却已失去了与皇权抗衡的资本。
他们只能看著朝廷將土地分给百姓，將產业收归国有，看著救灾司的旗帜插遍乡野，看著皇权一步步下沉到每一个角落。
而这一切，都让大明的基层统治变得前所未有的稳固。
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士绅，如今只能蛰伏隱忍，祈祷朝廷能网开一面。
但他们心中清楚，属於他们的黄金时代，早已隨著天启帝的铁腕改革，一去不復返了。
另外一边。
绍兴府治会稽。
自越王勾践在此建都始，便承载著千年文脉与城防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