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一案引发的余震，並未隨著岑文彬、王铭等人的伏法而彻底平息。
梁安执掌的北镇抚司詔狱，以及三法司的联合审讯，不断从堆积如山的卷宗和纷繁复杂的口供中，筛出更深层的涉案官员。
最终，几条若隱若现的线索，竟隱隱指向了內阁中素以耿介、甚至有些迂直著称的辅臣高贡。
高贡本人或许並未直接参与漕运贪墨，但他的一位妻弟，以及两位门生，却在此次清查中被坐实了收受漕帮巨额贿赂、为其在朝廷说话提供便利的罪行。
更重要的是，有证据表明，在高贡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的名帖曾被其妻弟用於为一批涉及军械文书的流转“行方便”。
此事虽未直接导致弩机流失，但其间牵扯，已足以让他百口莫辩。
面对梁安私下递来的“提醒”和摆在御案上的部分证据，高贡又惊又怒，更多的是心灰意冷。
他深知，无论自己知情与否，身为座师、姻亲，驭下不严、治家不谨的罪名是跑不掉了。
继续留在內阁，只会成为政敌攻訐的活靶子，也让皇帝难做。
在御书房与姬琰一番长达一个时辰的密谈后，这位老臣最终以“年老体衰，难堪重任”为由，上疏乞骸骨。
姬琰“再三挽留”未果，最终“勉从其请”，赐金帛，准其致仕还乡。
高贡的离去，在內阁留下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空缺。
几乎就在高贡致仕詔书下达的同时，另一道旨意震惊朝野：加上书房行走、公债署提督张淮正为礼部尚书衔，兼文华殿大学士，入参机务，正式入阁。
张淮正的入阁，透出一种非同寻常的信號。
他既是上书房行走，深度参与陆临川推动的新政核心，如今又位列阁臣，成为沟通上书房与內阁的独特桥樑。
这意味著，皇帝有意让上书房这股新兴力量，更直接地渗透和影响传统的决策中枢。
以往上书房与內阁之间隱隱存在的隔阂与竞爭，因张淮正的身份转变，而变得微妙起来。
他像是一根血管，將上书房的新血，注入內阁略显老化的躯干。
而陆临川本人的升迁，更是引人瞩目。
他被擢升为正五品左春坊大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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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这只是区区半级的提升，且左春坊大学士乃是太子属官，属於清贵之衔，並无多少实权。
但明眼人都知道，这“左春坊大学士”五个字，乃是文官晋升途中一道极其重要的台阶，是通往权力巔峰的“清华之选”。
寻常进士及第的翰林官，需在翰林院熬资歷、等缺份，辗转十几年方能得此清衔。
而陆临川，从踏入官场至今，不过短短数年，竟已跃居此位，其升迁之速，堪称本朝第一。
这意味著，陆临川在“正途”之上走出了最关键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