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朝解决倭寇这乱的历史中，最为知名的当属戚少保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了。
从公元1559年成军义乌起，至1567年，戚少保退出抗倭前线为止的年间。
戚家军在东南沿海地区，与倭寇接战数百次，无一败绩，成就了一段抗倭神话。
然而这一胜利的背后，却隐藏着很大的无奈。
因为针对来自海洋的威胁，最好的防御手段，并不是在自己的领土与之决战。
而是通过强大的海洋实力，将风险控制在海上，甚至把防线推进到对手的海岸线。
问题是，在我朝决定销毁郑和舰队资料那一刻起，大明帝国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海洋的控制力。
虽然倭寇对于东南沿海的侵扰，一直让帝国央感到头疼。
不过真正让王朝统治者忧心的，还是来自于长城以北的威胁。
因此在倭寇之患得到有效控制之后，从公元1567年，戚少保被调往了长城防线续写辉煌。
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此时的我朝已经意识到，用军事手段维系东南沿海的安全并不划算。
与调防戚少保相配合实施的，是一项重要的外交决策开关。
所谓“开并”，就是解除海禁。
更准确说，是承认民间海外贸易的合法性。
由于这一政策始于隆庆元年，因此史称“隆庆开关”。
在我朝内部，关于是否要开放海禁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息。
对于东南沿海地方来说，海禁不仅意识着减少收入，还意味着需要为安全承担更多的支出。
这种由东南沿海向帝国央传导的压力，最终在我朝迎来自己200岁生日时，落实成了海禁的开放。
对于当时作出决策的帝国央来说，海禁的开放更多是一种试错。
一旦局面得不到改观，甚至如保守官员所想象的那样恶化，那么要求重新闭关的力量，将很快占据上风。
然而事实却是，海禁的开放，不仅从根本上化解了倭患的土壤。
同时倭国进入政局稳定的德川幕府时代，更为我朝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收益。
随着海上贸易活力的迸发，帝国出口商品的规模和广度出现了质的飞跃。
由此对世界经济格局所造成的一系列影响中，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作倭国产出的绝大部分白银。
以及美洲所生产的半数白银，被通过贸易途径输往我天朝。
倭国和美洲也是当时最主要的两大白银产地。
从此以后，天朝在货币流通方面真正进入了“白银时代”。
如果说葡萄牙人在16世纪50年代，取得澳的居住权。
还算是与地方官员的灰色交易，同时也代表了地方的态度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开关政策。
则真正让他们坐实了在澳的存在，并迎来了发展良机。
尽管西班牙在16世纪后半叶，取得了菲律宾的控制权。
荷兰人也在大员获得了，通往大明帝国的贸易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