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问题来了，前往南洋淘金的华人，是否仅用一句“大家都是中国人”。
就足以凝结为一个整体，共同应对马来人、达雅人，乃至西方列强的竞争呢？
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
就像你不能单凭一句大家都是马来人或者徒的口号，就让印泥、马来合并，欧洲统一一样。
不过可以肯定的，走出国门之后，基于血源关系而凝结成的一个个基层宗社组织，是很难适应激烈的竞争环境了。
一定要坚持这样做，就将面临显而易见的人力短板。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是中国人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案。
洪门“兄弟会”式的组织关系，以及“反清复明”理念在意识形态上的优势，使得洪门的组织形式，成为了海外华人社群的普遍选择。
比如在20世纪初，旧金山据称就有90的华人隶属于门致公堂。
这促使身处海外的s中山在发现这一特点后，政治性的选择了加入“洪门”组织。
后者及海外华侨，在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至于后世中国的政党序列中，还有“公党”一席之地。
说到这里，再顺便说一下，在推翻清朝之后，“恢复华夏”的口号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反过来，洪门“兄弟会”联盟式的组织理念，却一定程度使之在后来的历史中被边缘化。
在出身洪门的政治人物看来，联邦式的“联省共和”制，应该是我国政治体制重建的基础。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人物，就是曾经与s中山政见不和，甚至炮轰中山舰的粤军将领炯明。
后者在下野之后，在港着手以洪门公堂为基础，转型成为了政党式的“中国公党”。
与洪门组织在推翻清朝后被边缘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在富庶且临海的s海县及浙地区成为“国”地缘中心后。
组织严密、执行力强的青帮组织，反而在政治舞台上获得了更多的露脸机会，虽然他们是工具。
以至于一直有传闻，常凯申曾经一度加入过青帮。
上述内容，不仅能够让我们从更高维度，看待20世纪初的那段历史。
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解，海外华人社团，为什么会倾向于以“洪门”思想和组织形式来凝结社群。
1世纪中后期的西加里曼丹地区，便是较早在海外开花结果的洪门式组织试验田。
也可以这样说，当时活跃于西加里曼丹的各个华人“公司”，在组织形式上几乎都可以被归类于“洪门”组织。
洪门“兄弟会”式的组织特点，同样为后世西方研究者所关注，其英文名称即为“中国兄弟会”。
之所以前面要标注“中国”二字，是因为比洪门思想在中国的兴起稍晚一点。
1世纪初，英国也诞生了一个“兄弟会”组织济会，并在随后的岁月里，在整个西方尤其是米国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