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那番犀利无比、将家庭伦理与法律动机紧密捆绑的反击，如同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了彭海本就摇摇欲坠的辩护阵线。
账本“杀手锏”的失效，不仅没能伤到叶晨分毫，反而成了对方反攻的跳板。苏明玉和苏明哲在叶晨的“亲情控诉”下，自身道德立场崩塌，连带削弱了为苏大强辩护的情感基础。
如今，连他试图将庭审拉回“纯技术讨论”的最后努力，也被陈默有理有据地彻底驳斥。
在师兄陈默逻辑严密、步步紧逼的攻势下，彭海可谓是节节败退。他后续的几次质证和辩论，都显得苍白无力，疲于应付。
无论是质疑检方证据的偶然性，还是试图强调苏大强年龄大、反应慢，都被陈默轻松化解，并反过来强化了苏大强行为“反常性”和“可责性”的论述。
彭海坐在辩护席上，额头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他能感觉到法官看他的眼神中，那份最初对辩方律师的审视，已经渐渐变成了某种了然的平静，甚至是一丝不易察觉的……遗憾？
他知道，那不是对他个人能力的遗憾，而是对辩方立场和证据已然无法支撑起有效辩护的遗憾。
没了继续纠缠下去的性质。这是彭海内心最真实的写照。不是不想，而是不能。手里的牌已经打光，而且打出的牌还帮了倒忙。
再纠缠下去，除了让场面更加难看，让委托人的处境更加绝望之外，毫无意义。作为一名有经验的律师，他深知有时“止损”比“强辩”更需要勇气和判断力。
庭审进入最后阶段。控辩双方做完总结陈词后，整个法庭陷入一种凝重的寂静，等待着最后的宣判。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结局似乎已无悬念。
旁听席上，无论是那些心情复杂的老街坊，还是那些兴奋记录、脑中已经开始构思头条标题的记者，抑或是面如死灰的苏明玉、羞愧低头的苏明哲，甚至包括被告席上那个仿佛灵魂已被抽走、只剩下躯壳在等待最终审判的苏大强自己——所有的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审判席上的那个老头，这次怕是在劫难逃了。
检方指控的“过失致人死亡”，虽然摒弃了更严厉的“故意杀人”指控，但结合苏大强在赵美兰发病后那一系列无法用常理解释的、明显延误并可能加重病情的冷血操作。
以及叶晨通过陈默成功勾勒出的苏大强长期对妻子可能存在的冷漠、嫌隙乃至潜在利益冲突的家庭背景……
“就算不被判处故意杀人，一个过失致人死亡总是躲不过去的。”这个判断，几乎成了在场所有稍有法律常识或生活阅历的人的共识。
而且，考虑到赵美兰死亡的严重后果，以及苏大强作为配偶所负有的最高程度的救助义务，其过错程度显然不轻。等待他的，绝不会是缓刑或很短的刑期。
“他这辈子剩下的年月，大概要在深牢大狱里度过了。”
这个冷酷的预判，像一片沉重的阴云，笼罩在苏家人的头顶，也萦绕在不少老街坊的心头。
曾经在同德里也算个人物、退休后却折腾出无数风波、最终落得如此下场的苏大强，其人生轨迹令人唏嘘，但其行为后果，在法律的尺度下，又似乎难逃此劫。
法槌尚未落下，但无形的判决仿佛已经降临。苏家这场持续半年、牵扯了无数恩怨情仇的悲剧，似乎即将以苏大强银铛入狱、家庭彻底分崩离析的惨淡方式，画上一个沉重的句号。
而叶晨，这个一度被全家视为“麻烦”和“啃老”对象的二儿子，却在这场风暴中，以一种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完成了对自身的正名，并对这个扭曲的家庭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算。
法庭内的喧嚣与苏家暴露在公众视野下的疮痍，随着审判长的法槌敲响，暂时告一段落。
休庭期间，笃定苏大强必会银铛入狱的议论，在旁听席与记者间不胫而走。他们依照朴素的情感与片段化的信息，勾勒出一个似乎板上钉钉的结局。
然而，原告席上的陈默律师，远没有他庭审辩论时表现出的那般锋芒毕露、胜券在握。
只有他和他的当事人叶晨，以及经验老到的法官与彭海，才真正清楚这潭水的深浅——胜利的天平看似倾斜，但支撑它的法律支点，远不如围观者想象的那般坚实。
陈默的指尖无意识地轻叩着卷宗封面，那正是他内心的写照：审慎的犹疑。他比任何人都更早地看到了案件的“阿喀琉斯之踵”。
早在叶晨聘请他时，陈默就曾在其书房，对着摊开的证据材料冷静剖析：
“苏明成先生，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检方目前的证据链，几乎完全建立在间接证据和一系列高度反常的行为逻辑之上。
我们可以将这些行为串成一个可怕的‘故事’，但彭海律师也完全有能力，将它们拆解成一个个孤立、愚蠢但可能‘无罪’的错误。”
他当时重点指出了两个致命的短板：
1.动机与故意难以坐实：“苏大强与赵美兰的矛盾，是长期的家庭琐事与可能的财产心结，这能构成‘动机’，但距离刑法上证明‘杀人故意’还相差甚远。
我们没有他任何事前预谋的证据，比如讨论如何处理后事的录音、异常的保险购买记录，或者能证明他明知赵美兰病发危重却故意拖延的直接证人。”
2.因果关系的或然性：“最关键的医学鉴定只能证明，延误救治是重要的致死因素，但法医无法在法庭上百分之百地断言：‘如果当时立刻拨打120，赵美兰女士就一定能存活。
’彭海一定会抓住这一点，强调死亡的‘或然性’，为苏大强‘意外事件’的辩护撕开裂口。”
他当时甚至列出了三种可能的走向，并直言不讳地告诉叶晨，最有可能的结局，并非大快人心的重判，而是在“过失致人死亡”的边缘反复拉锯，甚至存在因“证据不足、疑罪从无”而无法定罪的风险。
然而，叶晨的反应出乎陈默的预料。这位年轻的当事人听完他冷静到近乎冷酷的分析，脸上没有丝毫的意外或沮丧，反而浮现出一种奇异的平静。
“陈律师，我明白。”
叶晨的语气很淡，目光却深不见底：
“我需要的，从来就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确定的刑期。我要的，是把所有这些事——他对我母亲做过的事，他对这个家做过的事——全都放在阳光下，放在法庭上，让所有人都看清楚。
至于他最后是进去，还是侥幸出来，那是法律的事。但经过了这一切，他在所有人眼里，已经是个什么东西，这才是我的事。”
陈默当时微微一怔，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这位当事人所追求的，远非一纸判决那么简单。
他是在进行一场公开的“社会性处刑”，法律的审判只是其中最庄重、最无可辩驳的一环，但并非唯一目的。
他要的是彻底粉碎苏大强作为一个“父亲”、“丈夫”的社会外壳，将内里的不堪暴露无遗。
正因如此，叶晨才会在法庭上抛开学理争论，转而进行那番动情的“亲情控诉”。
那不仅是辩论技巧，更是他整个战略的核心——当法律的天平可能摇摆时，他要用道德与人伦的砝码，将苏大强彻底压垮在舆论的深渊里。
想通了这一点，陈默心中对叶晨的那份“看不懂”便化作了更深的审慎。他不再纠结于“必胜”，而是专注于扮演好自己“专业利刃”的角色。
在法庭上，他强势、犀利，将每一个间接证据都打磨得锋利无比，构建起严密的行为逻辑链，迫使彭海和法官不得不正视苏大强行为中那令人发指的“反常性”。
他正在将法律天平上那一点点可能的“倾斜”，通过极致的专业表现，尽可能地放大。
此刻休庭，陈默看了一眼旁听席上那些义愤填膺、仿佛已看到苏大强末日的人们，又看了一眼被告席上那个面如死灰、精气神已彻底垮掉的老头。
他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叶晨的目的，在银行证据出现、在亲情控诉完成的那一刻，就已经达成了。
无论最终的判决书上写下的是什么罪名、多长刑期，苏大强都已经“社会性死亡”了。
而陈默要做的，就是穷尽一切法律技艺，将这份“社会性死亡”的判决，尽可能地刻进具有强制力的法律文书之中。
他合上卷宗，等待着下一次开庭。法庭内的空气依旧凝重，但陈默知道，真正的胜负，已在另一个层面悄然落定。
而法律层面的最终较量，无论结果如何，都不过是给这场早已分出高下的战争，盖上一个或深或浅的官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