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点三十分整。
黄浦江面上，停泊在江心的日本海军舰队，忽然拉响了汽笛。
不是寻常出港的清亮汽笛，是很长，很低沉的鸣响，一声接一声，闷雷似的滚过江面，滚过两岸的石库门楼房，滚进每一条幽深的弄堂里。
整座上海都听得见。
街上走路的人站住了，挑担子的停下了，店铺里探出头的掌柜也僵住了，都抬起头，望向江面的方向。
那不是防空警报。
那是致哀的汽笛。一声，又一声，沉甸甸地压下来，闷得人胸口发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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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正午十二点五十八分。
连日的阴雨天刚歇了半日，铅灰色的云还沉沉压在城头上，中山路两旁的悬铃木刚抽出嫩黄的新叶，被潮气浸得发沉。
风卷着秦淮河方向的湿意吹过司令部高墙，混着远处岗亭的哨声，钻进半开的窗缝里，带着几分挥不去的春寒。
司令部地下作战室里更显阴冷，藏青色的遮光帘拉得严实，墙角的铸铁煤炉烧着半炉煤，火苗奄奄的，烘不干墙上的潮意，也驱不散满室的烟草味与焦灼气。
墙上的老式挂钟摆锤晃得平稳，秒针一寸寸挪向刻度，滴答，滴答，在空旷的走廊里撞出闷闷的回响。
“砰。”
作战室的门被猛地推开，撞在墙垫上发出一声闷响。
一群将官鱼贯而入，皮鞋与军靴踩在微微发潮的打蜡地板上，脚步声杂乱得像溃兵。为首的几人肩章闪着金星，脸色却一个比一个沉，像是顶着漫天寒雾撞进来的。
走在左侧后方的第7师团副参谋长野村，刚从汤山演习场被紧急召回，高筒军靴的靴底裹着厚厚一层郊外的黄泥， 昨夜下了一夜春雨，土路泥泞不堪，一路走一路在地板上留下深浅不一的泥印，裤腿上还沾着草屑与湿泥点。
他身旁的作战课长佐藤大佐更显狼狈，军装领口的风纪扣扯开了两颗，呢子军大衣搭在臂弯里，衬衣领口浸着汗渍，军帽歪在一边，帽檐几乎压到眉骨，连额角的冷汗混着雨水都顾不上擦。
走在队伍末尾的一名中佐参谋，在门口猛地顿住脚步，对着屋里深深吸了一口阴冷的空气，胸腔里泛起一阵凉意，才像踏入禁地般抬起脚。
他方才在路上就听说了消息，此刻只觉得屋里的空气都带着铅似的重，压得人胸口发闷。
长条形的作战桌横贯屋子中央，桌上铺着整张华东地区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纸面因潮气微微发皱，被不同颜色的铅笔标得密密麻麻。
而在地图东侧，上海北郊的江湾镇位置，被人用猩红的粗铅笔重重圈了一个圈。
那个圈，是两个小时前朝香宫鸠彦王遇袭的消息刚传到南京时，作战课长亲手画的。
画圈的时候，满室参谋还只当是寻常的袭扰，上海地界上，零星的抵抗武装从来没断过，至多是车队受些损失，殿下金枝玉叶，自有重兵护卫，断无大碍。
有人甚至还笑着说，正好借此事清剿一下闸北的残兵。
现在，那个猩红的圈还稳稳地印在泛黄的地图上，墨迹甚至都还没干透。
只是圈里的那个人，再也回不来了。
“殿下遇刺，这是帝国陆军的奇耻大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