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李老根满意的，是家里的伙食，院子一角用竹篱围起的鸡舍里，十几只芦花鸡正咯咯叫着找食。
猪圈里养着两头半大的黑毛猪，膘肥体壮。
屋后的小池塘，放了鱼苗，平时还能捞点螺蛳、摸点河虾。
这些都是官府鼓励的，甚至还有小吏下来指导如何用剁碎的红薯藤、烂菜叶混合麸皮科学喂养。
“他爹，吃饭了！”，屋里传来老妻的呼唤。
午饭摆在堂屋的八仙桌上：一大盆糙米饭，一海碗油汪汪的红烧肉，一碟清炒时蔬，一盆鸡蛋汤，还有一小碟自家腌的咸鱼。
肉是上个月杀了头猪腌制的，鸡蛋是鸡窝里现捡的。这样的伙食，放在二十年前，只有过年祭祖时才敢想象。
如今，却是寻常日子。
“栓子又来信了”，吃饭时，老妻提起在辽东的大儿子，“说那边官府给分了三十亩生地，头三年免赋，还帮着盖房子、借给种子农具”。
“他去年种大豆和玉黍，收成不错，今年准备再开二十亩，还打算跟村里几户合买一头牛”。
“信里说，让咱别惦记，他在那边好着呢，等站稳脚跟，接他弟弟也过去”。
“去什么去，老子就三个儿子，都去了谁来给老子养老送终！”，李老根突然发火。
老妻默默的端菜，他们两口子有两子两女，小儿子才刚结婚还没有孩子，和他们一起生活。
“先吃饭吧，有什么话以后再说”，老妻说道。
李老根“嗯”了一声，扒了口饭，大儿子三年前响应官府“实边垦殖”的号召去了辽东，当时他还舍不得。
可是想到村子人口出生越来越多，土地以后肯定会非常紧张，毕竟这是在江南，土地很少有烂地。
正因为这个，他才同意老大移民了过去，现在居然要鼓动小儿子一起去？这怎么行？要是都走了他们老两口怎么办？
家里田地自己和老二就能伺候过来，产出除了自家吃用，多余的粮食、养的猪鸡、攒下的鸡蛋鸭蛋，隔三差五让老二用独轮车推到镇上的“官市”去卖。
官市有皇室内务府背景的商行坐镇收购，价格公道稳定，从不压价。
换回的夏元一部分存进镇上新开的“皇家储蓄所”（利息很低，但图个安稳），一部分用来添置农具、给家里人扯布做新衣。
还能给未来孙子存点糖果钱，可惜老大两口子移民的时候把他大孙子一起带走了，他有点想孙子了。
老二前些日子倒是提过，镇上那家新开的纺纱厂在招工，问要不要去试试。
李老根当时就瞪了眼：“去那地方作甚？一天到晚关在屋里，听着那吓人的机器响，吸一肚子棉絮！”。
“哪有在自家田里自在？工钱？咱家缺那三瓜两枣吗？好好把地种好，把猪喂肥，比啥都强！”。
像李老根家这样的情形，在大夏许多乡村，尤其是土地相对平均、水利设施完善、又靠近经济活跃区域的乡村，并非个例。
大夏立国后推行的“耕者有其田”和轻徭薄赋政策，使得大量农民保有了足以温饱甚至小康的土地。
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的推广和皇室主导的农技改良，如选种、轮作、简单肥料使用等，进一步提高了土地产出和抗灾能力。
而内务府通过其庞大的商业网络对主要农产品进行“保护性收购”，设定价格下限，有效防止了“谷贱伤农”，确保了农民收入的稳定性。
餐桌上的肉蛋奶鱼，已从难得的奢侈变成了日常的营养补充。
根据户部与皇家科学院联合进行的几次民间抽样调查，大夏核心农业区普通农户人均年肉食，包括猪、羊、鸡、鸭、鱼等消耗量确实达到了二十五至三十五斤，蛋类数量更多。
这不仅意味着蛋白质摄入的显着改善，更象征着普通百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剩余”和选择空间。
当一个人在家乡拥有足以养活全家、还能有所结余的土地，房前屋后就有副业增收，生活宁静安稳时。
他为什么要离乡背井，走进那噪音震耳、空气污浊、纪律严苛的工厂，去从事单调重复、甚至可能危险的工作呢？
除非，工厂能提供远超农业收入的、足以产生巨大诱惑的报酬。
然而，此时的工厂主们，大多还处于资本原始积累的初期。
投资厂房、机器已经耗费巨资，原材料采购、市场开拓处处需要钱。
他们固然想扩大生产，但也本能地试图压榨成本。
面对农民们“挑剔”的择业眼光，他们既难以承受将工资提高到极具吸引力的程度（那会极大压缩利润），也缺乏其他有效的招募手段。
另一个持续抽走青壮劳力的巨大漏斗，是帝国持之以恒的“移民实边”政策。
东北的辽北、黑水，西北的河西、安西，西南的云贵高原，乃至海外的樱花岛、吕宋、婆罗洲新开辟的种植园和矿场。
都在以各种优惠条件——授田、免税、安家费、提供生产工具甚至帮助婚配——吸引内陆省份的百姓前往。
这些政策往往由皇室牵头，政府配合，力度大，承诺相对可靠。
对于很多家境一般、兄弟较多、渴望获得更多土地或开拓新生活的年轻人来说，移民的吸引力远大于进厂。
于是，出现了这颇具讽刺性的一幕：在真实历史时间线上，几乎同时期（1十七世纪中后期）的欧洲。
随着圈地运动、人口增长、传统手工业凋敝，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破产手工业者正源源不断地涌入早期工业城镇，形成庞大的、一贫如洗的产业后备军。
这些人为了糊口，不得不接受长达每天十四到十六小时、工作环境极其恶劣、工资微薄且随时可能被克扣的工作。
童工和女工被广泛使用，因为他们的工资更低。
工厂主和监工拥有近乎绝对的权力，打骂、体罚是家常便饭。
工伤、职业病乃至死亡，往往得不到任何赔偿。
曼彻斯特、利物浦、里昂的贫民窟里，挤满了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工人家庭，平均寿命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