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铭十分谦虚地说道：“红旗牌收音机，其实是我无意间捣鼓出来的。”
“您想，咱们红旗公社比不上县城，娱乐方式少。”
“当初分厂买了一台红灯牌收音机，为了搞到一张票，大家四处奔波，排队购买，价格还不便宜。”
“可好不容易买到手，却发现这收音机质量和效果都不好，体积大不说，还得一直插着电源。”
“厂里这么多工人，总不能都挤在我宿舍听吧？”
“所以我就琢磨，要是能做出一款体积小、重量轻，既能插电源又能用干电池，还不用大天线、收台又多的收音机就好了。”
“抱着这个想法，我们才研发出了红旗牌收音机。”
“刚开始做出来的时候，压根没想过要销售、批量生产，只是图个乐子。”
“后来在县国营机械厂、江州市和江阳县各级领导的关心下，红旗牌收音机才实现了小规模量产，还在各大国营商店上架销售。”
“红旗牌收音机有今天，离不开各位领导的关爱。”
见周铭如此谦逊，还把功劳归于众人，何凯龙松了口气，觉得这人还算好沟通。
不过他可不傻，知道这只是客气话。
何凯龙接着说：“周厂长，您的政治觉悟和胸怀，我十分钦佩。”
“也正因如此，省上才决定把红旗牌收音机的生产放到省一级工厂，这样能提高效率、扩大产量。”
“咱们不能只在江城县、江州市卖，得把这个品牌推向全国，在各省的国营商店销售。”
“但靠江城县现有的生产能力，根本达不到这个目标。所以这次来，还是希望您能帮帮忙。”
周铭回应道：“何主任、廖领导，我有个建议，您看行不行。”
“红旗分厂产能不足，主要是因为收音机生产过程复杂，其中最耗产能的是外壳生产和组装环节，反而是零部件生产，我们分厂完全能胜任。”
“既然省上已经开会决定，何主任又多次来和我沟通，这是对我们红旗分厂的尊重。”
“我建议，把生产零部件的任务交给红旗分厂。”
“一来我们有经验，二来我能盯着技术，保证不出问题，三来分厂这么多工人现在没活干，正好找点事做。”
何凯龙一听，觉得似乎有点道理，但细想又不对劲——这意味着红旗牌收音机的核心部件还在红旗分厂生产，省专业设备厂就只负责外壳和组装，这有什么意义？
他正要开口争取，廖程拉住了他，转而对周铭说：“周铭，你的考虑很周全。”
廖程说道：“那这事儿咱们可以就这样定了，但是你能否保证零部件按时供应？”
“要知道，现在供应的可是全省甚至全国收音机所需的零部件，可不是只供应江城县红旗牌收音机的零部件。”
周铭赶忙回应：“领导放心！分厂马上扩大厂房和生产线，我们的技术工人一个顶十个，都是精英。”
“最重要的是，我们有经验。说实话，咱们红旗分厂就是个草莽汉子，生产没完全按规范来。要是按规范，一来产品做不出来，二来成本降不下去，这点省上的工厂肯定做不到。”
周铭又补充：“收音机的最终定价权，还是归省领导。”
“我们红旗分厂就负责供应零部件。”
听到这话，何凯龙松了口气。
他们千方百计把收音机生产线搬到省专业设备厂，核心就是要牢牢掌控销售环节。
只要握住销售，就能获取利润，进而决定各厂的利益分配——红旗分厂拿多少、县国营机械厂拿多少。
在何凯龙看来，收音机技术掌握在谁手里、零部件由谁生产，都不如销售权重要。
而且他清楚，省上领导最看重的也是定价权、销售权和利润大头的归属。
周铭瞧着何凯龙态度转变，内心冷笑。
他当然明白省领导的心思，要想获取更大利益，就得舍弃一些眼前利益。
在 1981年，产品要合规销售，与国营工厂合作是必经之路，即便在 2025年，私企也不可能独吞所有利润。
何凯龙点头道：“周厂长说得在理，这事儿应该没问题，就是零部件供应价格……”
周铭不等他说完，立刻说道：“二位领导放心，零部件价格就是成本价格加工人的工资！”
周铭说了这话，自己都想笑。
成本价格加工人的工资？
这个其实就是暴利了！
“我们吃点亏没关系，还是要支持省上的发展！”
“只是县国营机械厂和红旗分厂也得活下去，最近厂里没生产任务，入不敷出，工人工资都发不出来了，还望领导多考虑。”
对周铭而言，维持县国营机械厂的现状最符合他的利益——既不能让厂子太兴旺，也不能让它迅速倒闭。
即便县国营机械厂要倒闭，也得等到 1984年之后。
等那时周铭一举将县国营机械厂收入囊中，才算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
实际上，红旗牌收音机的大部分利润都在零部件环节。
在 1981年做生产组装，本就是吃力不讨好、成本极高的事——零部件是从 2025年拼夕夕工厂采购的，成本极低；而生产组装却在 1981年完成，靠工人一个个操作，成本自然居高不下。
周铭早已盘算好：一台收音机的零部件，就卖 10块钱。
这个价格，依然有利润可赚。
至于后续生产外壳和组装的成本，就与他无关了。
省专业设备厂想卖什么价都随它，反正之前 15块钱的售价早已深入人心，省专业设备厂即便因成本降不下来而将价格提到 16、17块，消费者也能接受。
事情基本敲定，就在何凯龙准备拍板时，周铭开口道：“各位领导，我还有个不情之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