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只觉得一股热血猛地冲上头顶，方才强行压抑的反驳冲动再也按捺不住。他猛地抬起头，那双因操劳过度而布满血丝的眼睛，直视着御座之上的朱慈烺。他向前一步，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殿下，臣……万万不敢苟同。殿下欲更易国策，废弃‘联虏平寇’之方略，臣以为……此乃取祸之道也。”
他深吸一口气，胸膛剧烈起伏，借着尚未完全褪去的酒劲，仿佛要将今日胸中积压的郁闷忧愤尽数吐出：“殿下明鉴，国朝之祸，始于流寇。闯贼李自成，祸乱中原十数载，荼毒生灵，流毒天下。更于甲申年三月，悍然攻破神京，逼死先帝。此乃亘古未有之巨逆！先帝殉国，宗庙倾颓，其罪魁祸首，非闯贼而何？！此等滔天之罪，不共戴天。其罪孽之深重，岂是清虏可比？”
史可法的语气愈发激昂，带着一种深入骨髓的士大夫对“弑君者”的刻骨仇恨：“清虏固然凶顽，然其入关之初，亦曾檄告天下，言‘为尔等雪君父之仇’。其兵锋所向，亦是追剿闯贼，此乃天下共见。臣虽不才，亦曾以督师之身，与其书信往来，彼辈虽言多狡诈，然其意确在闯贼，潼关一战，清之豫亲王多铎歼闯贼二十万，此非虚假，其英亲王阿济格对闯贼千里追歼，也是事实。此非’联虏击贼”之策之功耶？”
他眼中闪烁着一种当时士人普遍具有的“务实”幻想，声音带着悲怆的恳求：“殿下！当此元气大伤、内外交困之际，若贸然与清虏全面为敌，岂非逼其调转矛头，尽倾国力以攻我江南？此乃舍本逐末，置我半壁江山于烈火之上啊！江北四镇，名为官军，实同藩镇，左梦庚拥兵自重，虎视眈眈。闯献二贼，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内患未靖，强敌环伺，若再树清虏此等强敌，腹背受敌，江南……江南焉有宁日？恕臣直言，殿下所言抗清，实乃速亡之道。待借虏力平灭闯贼，剪除心腹大患，我江南得以休养生息，整军经武，恢复元气。届时，虏若守信，则可徐图恢复；虏若背约，我亦有备而战！此乃老成谋国，不得已而为之啊！岂能轻言废弃？”
最后，史可法深深一躬，几乎弯成了九十度，声音带着哽咽：“殿下！臣非畏虏怯战！臣守扬州，早已置生死于度外！然治国当审时度势，当分轻重缓急！流寇方是倾覆社稷、弑君辱国之首恶元凶！清虏虽出归德南下，但仍有谈判余地。可急遣大臣出使劝其止兵，不过多费些金帛酬其击贼之功罢了。若颠倒了主次，混淆了敌友，恐……恐神州再无光复之期！臣……请殿下三思！为江山社稷，为天下苍生，慎之又慎啊！”
朱慈烺静静地听着史可法这番慷慨激昂又沉痛无比的陈词，心中涌起的并非被冒犯的恼怒，而是一种深沉的、近乎悲悯的叹息。史可法这一番话，代表着一个正统儒家士大夫在巨大时代变局下的认知局限和路径依赖。他将崇祯之死完全归咎于李自成，视其为不可调和的首要死敌；他轻信了清廷入关时“代为复仇”的政治谎言，低估了满洲贵族入主中原的野心与彻底性；他囿于传统的华夷之辨，却未能洞察新兴满洲政权对汉族文明的根本性威胁远超内乱；他幻想通过“权宜之计”赢得喘息时间，却忽视了在民族生死存亡面前，妥协绥靖只会加速灭亡。这一切，都代表了当时江南相当一部分士绅官僚的主流思想——仇恨流寇远甚于警惕异族，对“联虏”抱有虚幻的希望，对“剃发易服”这种旨在摧毁文明认同的根本性暴政缺乏足够认识。他的辩护，字字泣血，句句为国，却恰恰暴露了时代视野的狭隘。
朱慈烺没有立刻反驳，他缓缓从御座上站起身，向前走了几步，拉近了与史可法的距离：“史爱卿。”朱慈烺的声音低沉而恳切，带着与他年轻面容不符的沧桑与沉重，“卿之所言，字字泣血，句句皆出于公心，为社稷计，为孤计……孤深知之，亦深敬之。”
“闯贼逼死先帝，杀君父之仇，天下有人比孤更有切肤之痛吗？卿言流寇乃弑君首恶，此仇不共戴天，于情于理，皆无错。卿言借虏力以缓形势，争取时日，此亦是老成谋国之言，若非深察时局之艰，不会有此权宜之思。然则，史爱卿啊……你被眼前之‘仇’，蒙蔽了洞察真正灭顶之灾的双眼。”
“闯贼李自成，确为巨恶。然其攻破神京，逼死先帝，所求者，不过是财帛、权位，乃至称帝道孤。其本质，仍是历代王朝更迭中，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纷争。他或可亡我大明一朝一代，却未必会绝我华夏之文明根基，毁我汉家之衣冠礼乐。而建州女真，满洲清虏，则截然不同。彼辈非为争鼎中原而来，彼辈乃为征服我种族、为奴役我百姓、为亡天下而来。”
他死死盯着史可法，一字一句，如同重锤敲击其心防：“卿可曾细思，彼辈入关之后，所行何事？非止劫掠，非止屠城。其最狠毒者，乃‘剃发易服’之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此令何为？非为逞一时之暴虐，实欲从根本上摧毁我汉家儿郎之民族认同，断绝自黄帝尧舜以来之衣冠文明。令我等数千年华夏苗裔，髡发左衽，屈从胡俗，从此忘其祖先，沦为奴仆。”
这番言论超越了此时几乎所有明廷官员对“华夷之辨”的理解层次，直指文明存续的核心。史可法瞳孔骤缩，显然被这从未想过的深层恐怖所震慑。
朱慈烺趁热打铁：“史卿试想，若神州大地，尽皆剃发结辫，以奴婢自称，礼乐沦丧，冠裳无存。纵使我朱明宗室尚有血脉存续，纵使南京城高池深暂保无恙，这……还是我等誓死捍卫的大明吗？还是你我心中那个华夏吗？！”
他指向北方，声音带着悲怆：“至于卿所期许的‘借虏力’、‘缓兵之计’，史卿，你是以君子之腹，度小人之心。清虏绝非信义之辈，他们是欲吞噬一切的饕餮。他们绝不会止步于剿灭闯贼。待其消化北地，必倾全力南下。‘联虏’之策，非但换不来喘息之机，反而自缚手脚，丧尽大义名分，让天下忠义之士寒心踌躇。待其铁蹄踏过淮河，长江天堑还能守多久？扬州、南京……又能守多久？”
“史卿，孤非不恨闯贼。然家仇与国仇，孰重？国仇与天下仇，孰重？一朝一姓之恨与华夏文明存续之危，孰急？李闯与我朱家之仇，犹可视为家仇，乃我华夏汉人之间兄弟阋墙，终有调和之余地。而异族入侵，欲亡我文明，绝我种姓，此乃真正的亡天下。孤知前路坎坷，孤需要卿，与孤、与在座诸卿、与天下所有不甘为奴之人，为捍卫我等脚下之土地、身上之衣冠、心中之道义，做最后一搏！史卿，可愿助孤？”
朱慈烺这番话语完全跳出了当时士大夫纠结于“君父之仇”和“华夷表面之防”的窠臼，其态度之诚恳，立意之高远，说理之透彻，已然将史可法深深震撼，使其陷入巨大的思想冲击与挣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