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城破已过八日。
夷陵城外码头，一支粮船队伍自大江上游而来，次第停泊。
早已至此等候的役夫、辅卒将船上一袋袋粮食搬下。
旗舰大船上，一众官吏登陆。
这些吏员下船后并未直接离去，而是恭恭敬敬候在码头，不多时，一名素衣儒服，身材中等，三十七八岁上下的壮年男子在一众官吏的簇拥下踏上码头。
这壮年男子，自然便是前些时日在巫县、秭归重整秩序的相府行军长史费祎了。
不过，在长安相府你叫我长史我不挑你的理儿，出了长安相府，你叫我什么？
那是『关中军副总司令』兼『关中军后勤大都督』！
再兼上克复关中后领侍中之职，妥妥就是两汉文人一生追求的顶峰『出将入相』了。
虽然费祎统筹后方处理政务的能力不如蒋琬，甚至不如丞相第一任行军长史杨仪，但为人和善有礼，人缘十分不错。
加上他粗兼文武，非是不知兵之人，于是便成了行军儒臣与武将间的黏合剂。
如果不是费祎调和，上任相府行军长史杨仪跟斜眼看人的魏延能打出狗脑子来。
大汉现在的制度还很古老，臣子间的文武分流不甚清晰，那些行伍出身不没有文化的武将也就罢了，绝大多数儒臣都追求一个出将入相，但自相府全权统摄军国政事以后，大汉便有了以文驭武的苗头。
这是一种先进的制度。
至少比唐时掌军、政、财权于一身的节度使，以及魏博牙兵选举制先进得多。
毕竟别人不知道，刘禅还能不知道吗？这是枪领导国，还是国领导枪的问题，那位带头推翻了封建帝制的国父就在这一点上吃了大亏，令得多少白匪成了军阀？
丞相本是儒臣，很清楚自己的能力不在为将，而在为帅，在治兵，也清楚像费祎这样的参军，能力在统筹全局，不在指挥兵将冲锋陷阵。
于是在丞相设参军之职以后，所有大规模军事行动，领参军之职者及负责具体统兵事务的将军，都要聚在一起集体进行讨论。
或者说争论。
北伐走褒斜道还是西汉水？
子午谷分兵还是主力尽聚陇右？
司马懿退守长安后，是继续往夺长安，还是在五丈原、陈仓断陇，先尽夺陇右？
还有夺下长安后，是尝试举胜势强拔潼关，还是分兵去拿峣关，进兵商洛，再与曹魏对峙潼关？
每一次争论，参与中军议事之人都争得恨不得打出对方脑子来，可刘禅与丞相一旦拍板，那么就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而这样的争论在下一次军议还会继续。
刘禅已经借着魏延与杨仪军中之争立了规矩，军议是就事论事，不得掺杂个人私怨。
至少不能明目张胆掺杂个人私怨，为了反对而反对。
这一点，魏延与杨仪在打长安的时候就执行得不错，再没明争。
按刘禅前卫的说法，这叫作集体决策，保留意见，坚定执行，也叫作民主集中制。
之所以有『集中』二字，便是因为军事行动的最后拍板权只在领军的大督及朝廷指定的一名大将、一名参军之间。
当然了，这是大兵团作战。
别部小军团作战的时候呢？
当负责具体统兵作战的宿将，与负责参谋及沟通军团上下的参军之间发生分歧争议，听谁的？
就像街亭之战的时候，王平等将校再三向参军马谡建言，说万万不能弃城上山，这时候该听谁的？
原来是听参军的。
毕竟参军之职之所以设下，便是为了防止军阀出现，让代表了朝廷与相府意志的参军来领导军队。
这是制度化问题，必须让国家军队依靠制度运转，而不是依靠某个名将、悍将运转。
而一旦把决策权交回到将军手上，那就回到原来的老路子上了，是制度的退化。
但在马谡街亭之败后，让参军来决策还是让将军来决策，赫然在军中产生了极大的争议与分歧。
国家儒臣自然坚持让参军决策。
而军队自然力争将军决策，不能让未必知兵的参军来指挥将军们执行具体的作战任务，再重蹈一次马谡街亭覆辙。
而如此争议分歧，在刘禅与丞相充分地交流过后，在岁首建元改年时终止了。
天子与相府联合颁布正式诏令。
将原本的『参军有停止将令执行之权』，
改为『在有争执的情况下，迫在眉睫的战役决策由将军决定，战略及人心思想问题由参军决定，且作下决定后要立即向上汇报说明，也要召开军议让军司马以上尽皆知悉』。
按刘禅的说法，这是充分尊重军事规律，充分赋予军事将领临机决断之权，也是参军、宿将集体领导下的军政分工负责制。
所以说，像刘禅这样的不知兵之人在前线领军作战，做好战略及政工工作就行，将军们在战场上把仗打赢了，功劳、威望自己就来了。
自从去年步骘、诸葛瑾在西城败军被擒以来，民间甚至什么大汉天子武功盖世都出来了。
刘禅表面上虽然不以为意，淡然置之，背地里已经开始臆想自己死后要用什么谥号，在后世的口碑能不能追得上秦皇高祖汉武世祖了。
哼哼，真让大汉在他手下三兴，就是世祖刘秀他也不放在眼里，他现在算是看明白了，自己现在妥妥的爽文男主，又有丞相在，真一统天下还能比不上刘秀？